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之前，明清史學者馮明珠已經開始嘗試，如何將“數位科技”（數碼科技）和館藏與研究結合起來，她在任職后首份年度報告中就闡述，要將自己工作數十年的地方，借助科技和合作變為時刻可及的“無墻博物館”。

　　博物館可能是最晚互聯網化，又還沒有定型模式的公共空間。以“朕知道了”膠帶等產品為代表的創意產業、以“人人都是乾隆”等運用現實增強技術為代表的展覽版塊，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近年留給外界的深刻印象。在臺北一年一度政經高層活動《遠見》高峰會上，馮明珠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詳細介紹了其互聯網化和運用數字科技的心得以及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21世紀》：今年臺北故宮“人人都是乾隆”展覽很有趣，運用了物聯網和移動互聯技術，融合新數字技術是你們的目標，這部分工作的管理架構是怎么樣的，未來計劃達成怎樣的效果，現在處于什么階段？

　　馮明珠：一個博物館必須面對數字科技的崛起。大概在1980年代末左右，我們就有所謂的資訊中心任務編組。我本來是做文史研究的，臺北故宮有非常多的清代檔案，我們就把它出版。乾隆朝的宮中檔案就出了72冊，可根本賣不出去。所以我們就想，何不用光碟，何不用數字化。就是這樣的一念，我們開始推動了臺北故宮的數字化。

　　到2001年臺灣有一個“政府”發起的數位典藏計劃，臺北故宮可以去申請經費推動數字化。起初同仁們也都反對，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搞了幾個億資金進來，干活的還是那幾個人。

　　因此我們的資料庫從無到有，現在21個，這樣就可以從事一些數位藝術的創作了，通常都是配合小展覽，第一個作品是介紹唐代怎么泡茶，宋人怎么喝茶，到了明代茶的變化，于是就做了一部影片來告訴大家。

　　今天去看，我們23個展廳，基本上都配有數字技術。真正主要用數位藝術創作，是在2011年做《富春山居圖》。我們就和一個新媒體藝術創作家合作，但是會做新媒體的人，他們并不懂文物，所以我們要派一組人，跟會做數位技術的人溝通，去告訴他《富春山居圖》如何如何。

　　從此以后，我們做這些做得越來越多，最后作品多到我們要在桃園機場做了一個未來博物館，現在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和會動的《百駿圖》也正在蘇州展覽。明年，我們會和北京故宮合作郎世寧來華300年展，我們目前已經在制作郎世寧的數位藝術了。

　　當博物館數字化的時候，它基本上就是“無墻”的。我們的網站有九種語言版，也有電子報的發行，各式的資料庫是開放的。

　　這樣我們還不滿足，現在要建設4G行動（移動）博物館，數位展也能推動到鄉間邊區。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才是博物館的靈魂。我們的行動博物館可以和學校配合，和老師配合做教案。11月臺北故宮channel就會出現，這是一個讓學校能接收到的頻道，會先選擇20間學校來做這個事情。

　　《21世紀》：2013年年報里有個數字我覺得挺有意思，無墻博物館也好，移動博物館也好，目標是要有更多“人”，去年數字是線下參訪人數450萬人次，使用博物院網站的只有300多萬人次。這個網站的數據可能不包括你們的移動應用。另外一個數據也有意思。你們每年品牌授權收入基本都是幾千萬，但實際上20多家生產商創造的營收接近4個億，這倒有點像現在講的互聯網思維，臺北故宮像是一個品牌平臺。因此像4G移動博物館是否可以借鑒，放開了讓很多人都可以來做有關有趣的內容？

　　馮明珠：目前，我們做到的還是所謂“無墻博物館”，可瀏覽的東西比較多，“行動（移動）博物館”的體驗還比較差，原因是這個要投大量的錢。現在還沒有人和我們共同開發，連電子書目前還在討論之中。

　　《21世紀》：是不是因為你們不算是一個公司實體，很難與人展開股權等長期的合作。

　　馮明珠：我們不但不是公司，我們是“政府下屬機構”。就像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說的，我們正在“水泥上種花”。

　　目前我們所有數字化的東西，都是先有規劃再申請經費。舉例來說，乾隆展向“政府”申請了5000萬，最后得到了4000多萬，我們就上網招標，經過評選選出了一個廠商。最后他推薦一些設計師，我們選了很年輕的一個年輕人，他突然間做了一個仿真機械人，有十只手各拿一個寶物，這個人就是乾隆的“十全武功”。

　　一開始合作有點像雞同鴨講，我們就各講各的，他們8個人就坐在那邊聽，聽了大概半年以上，他們開始策劃了。所以目前為止所有成果原創方都是我們，再找執行方合作。

　　《21世紀》：我也感受到了，每個項目都是單獨經費，雖然沒有創收壓力，但是中間環節會很長。你們有沒有探討過別的機制可能性，比如說成立一只文化投資的基金，去投資很多的項目，包括新媒體的團隊。或者以故宮某些權益與外界合資公司，可以形成更好的項目的積累。

　　我也沒有辦法成立一個博物館公司，累計資金，然后投資再賺錢。很多私人博物館本來就是公司制，像大英博物館和羅浮宮都有公司。博物館今天的功能已經從典藏、保存、展覽，進入到休閑娛樂甚至文創了，引入數字技術也是符合這種趨勢。